那是一个阴沉的周六清晨，我刚到办公室，邮箱里躺着一封新邮件，标题简单到刺眼：“张律师，救救我。”发件人是位叫魏然的女士，33岁，邮件里她写得小心翼翼，仿佛怕惊动了谁：“我老公不打我，也不骂我，可我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，想离婚，可又不知道从哪开始。”我回了个电话约她见面，心里已经猜到，这可能是一场关于家庭冷暴力的案子，证据难找，官司难打。
魏然来的时候，穿着一件灰色毛衣，眼神空洞，像被抽走了精气神。她和丈夫顾明结婚8年，有个5岁的女儿。表面上，他们是别人眼里的模范夫妻：顾明是公司高管，收入不菲；魏然辞职在家，照顾孩子和家务。可她告诉我，顾明从三年前开始变得冷漠，回家就玩手机，从不跟她聊天，连女儿的家长会都不参加。最让她崩溃的，是他动不动就冷嘲热讽：“你整天在家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这些话像刀子，一点一点割碎了她的自尊。
“我试过跟他沟通，可他说我矫情，还威胁说离婚我就得净身出户。”魏然说着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她想离婚，可顾明态度强硬，扬言房子车子都是他买的，她没资格分。更麻烦的是，魏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顾明的冷暴力——没有打骂的痕迹，没有录音，只有她日复一日的压抑和孤单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79条，感情破裂是离婚的法定理由，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第2条明确，家庭冷暴力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，可作为离婚依据。但冷暴力最大的难点在于取证，它不像身体暴力有可见伤痕，往往藏在日常的沉默和忽视里。我问魏然：“你有没有记日记，或者跟朋友说过这些事？”她愣了一下，从包里掏出一本笔记本，里面密密麻麻写着这几年的感受：顾明半夜回家不说话，女儿生日他忘了，过年只给岳母发了个200元的红包。每一页都像在诉说她的绝望。
我告诉她，这些日记可以作为间接证据，但还得补充更多材料，比如朋友的证词或顾明的聊天记录。我建议她悄悄保存顾明的冷漠回复，比如微信里那些敷衍的“随便”“你看着办”。魏然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怕他发现我在收集证据，会更生气。”我安慰她：“法律会站在你这边，但我们得一步步来。”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魏然像变了个人，开始小心翼翼地记录生活。她截图了顾明拒绝陪女儿去医院的微信，录下了一次争吵中他冷笑说“你离了我能干什么”的音频。还找了闺蜜小丽作证，小丽回忆说魏然多次在她面前崩溃，诉说顾明的冷漠。最关键的，是女儿幼儿园老师的一封信，提到魏然独自承担了所有育儿事务，而顾明从没出现过。
有了这些，我帮魏然起草了离婚起诉书，以感情破裂和家庭冷暴力为由，要求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。房子是婚后买的，贷款两人一起还，按《民法典》第1087条，魏然有权分一半。庭审前，我试着联系顾明想调解，他却在电话里冷笑：“她想告就告，离了看她怎么活！”我没多说，只提醒他法院会依法判决。
开庭那天，魏然紧张得手都在抖。顾明的律师辩称，夫妻间“性格不合”很正常，冷暴力是魏然“主观臆想”，还说她在家不工作，财产没贡献。我当场提交了魏然的日记、微信截图和录音，逐条反驳：“顾先生长期忽视妻子和女儿，造成严重精神伤害，这不是性格不合，是冷暴力。”我还请出小丽和幼儿园老师作证，证明魏然的付出和顾明的漠视。法官翻看了日记，皱着眉问顾明：“你妻子记了三年日记，你一次都没关心过她？”顾明低头，支吾着答不上来。
庭审后，法官判准予离婚，房子归顾明，但需支付魏然一半的房款补偿，约80万元，女儿由魏然抚养。散庭时，魏然站在法院门口，长长舒了口气，对我说：“张律师，我终于觉得自己活过来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有些沉重。法律给了她自由和应得的财产，可那些被冷暴力偷走的岁月，谁又能还给她呢？
